英法等国外道教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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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海外对于道教的研究开始于19世纪初期,研究者大部分是来华的传教士。他们大多认为自己信仰的宗教优于其他宗教,对道教持鄙视或敌视的态度,因此往往不能作出实事求是的论述。近百年来,随着来华学人的增加,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
目录
日本的道教研究
英国的道教研究
美国的道教研究
加拿大的道教研究
澳大利亚的道教研究
道教研究的国际会议
第二,对道教历史研究已从一般的书面文献研究深入到从它同现实民间信仰、迷信、风俗、节庆等联系的角度进行观察研究。像著名的洼德忠教授民间道教信仰所作的许多有趣的调查,例如对灶神、城隍、土地、后土信仰的调查研究,就加深了人们对中国的普通人民特别是农民群众的认识。当然,战后的宗教民俗调查和上述第二时期的调查在目的上是完全不同的。洼德忠(1913~ ),193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战后曾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教授,现任驹泽大学教授,在他的已经七次印刷的《庚申信仰》一书中就“守庚申”的民俗进行了广泛调查和比较研究,指出流传在冲绳朝鲜南部和日本本土的“守庚申”风俗起源于中国道教。洼德忠对于冲绳的神主牌位、丧祀、探病、婚姻等民俗的研究,指出冲绳民俗也来源于中国大陆,只是有了变化。这些论著不仅从民俗学角度深入研究道教,而且对道教以及中国民俗在东北亚、东南亚传播的研究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洼德忠教授在他独特研究的基础上吸收各家之说编写了《道教史》。这本道教史收在山川出版社《世界宗教史丛书》中,并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由于它更多地从中国民俗和中国文化发展的角度进行论述,因此,同以前的道教道教史专著比较更加生动具体。
第三,对道教历史研究,已从一般的文化角度深入到对道教所包含的多种多样的实用方术,诸如:医学、药物学、炼丹术以及道教的法术,连同占星、占卜、堪舆等等,进行了观察和研究道教的这些科学和非科学的方术同道教教义都是紧密联系着的。例如:炼丹术就是道教追求长生的一种方法。而另一方面,非科学的方术经常看来他是宗教的一个独立内容,同实用的方术一样在活动着。这些非科学的方术通常称为迷信。战后时期日本中国科学史研究涉及到许多关于科学道教的内容,虽然它强调的是科学史日本这一时期道教研究也涉及到关系道教科学的内容,并对加深对于道教的本质的认识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教授薮内清以及他周围的专家学者,这一时期发表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国中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明清时代的科学技术史》等许多著作,为道教发展史增添了新的有意义的篇章。例如关于陶弘景研究,在30年代,小柳司气太认为陶弘景的学说大多来自佛教,《真诰》一书,有的出自《四十二章经》,有的脱胎于“如是我闻”之句。在60年代宫川尚志的著作里,这个观点发展成为陶弘景不是一个独创的深邃的思想家而是一个佛教道教和神仙家等各家学说的综合家;在70年代,由薮内清主持研究室编辑的《中国科学科学家》文集里发表了赤堀昭《陶弘景和〈集注本草〉》一文,他从医学史的角度对陶弘景的思想作了进一步探索,指出陶弘景的隐居不过是一般地追随六朝时代的社会潮流,而不是完全与世隔绝,他只是利用隐士的名声来达到列身于官僚生活的目的,陶弘景的思想体系不仅是佛教思想渗进了道教的体系,而且是由道、佛、医、药和天文等等范围广阔的思想所构成的。
第四,对道教历史研究已经从一般文化的角度深入到了中国东北亚、东南亚邻国的历史关系文化影响的比较研究道教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的土生土长的宗教。以往的日本学者在历史研究中尽管已经研究到了中日两国的关系史,研究中国佛教东亚佛教的影响,但几乎都未曾触及到道教的外传史。二次大战后,随着宗教学特别是比较宗教学研究的进展,以及现代社会的国家和地区关系的加强,日本学者们也开始注意到了道教的海外影响问题。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福永光司(1918~ )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这个课题的论文和演讲,出版了《道教日本文化》《道教和古代日本》《道教日本思想》等书。其中有关天皇和道教、天皇和真人等文章,无论在日本或者在中国,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例如,关于天皇的研究,30年代津田左右吉有《天皇考》的论文,但是他否认“天皇”的称号同中国大陆思想文献有关连,并且对于道教持否定的态度,否定道教曾经进入过日本。而福永光司在京都大学哲学系研究中国哲学史时,就注意到了道教具有宗教哲学的体系。他说:“在对于道教神学或者教义作为基轴进行思想史的分析考察时,我们坚持认为道教神学同中国思想史的不同时代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它是中国的民族的具有超时空的绝对的皈依宗教的感情、信仰和祈求、思维和思辨的历史的博大的蓄积,也是他们的传统的综合成果”(《中国中世纪的宗教和文化·道教的天神降临授诫》)。正是从这一研究立场出发,福永光司一反过去日本学术界鄙视道教立场,对于道教的神学思想、仪式和象征物同日本“天皇”和神道的神学思想、仪式和象征物作出了客观的令人信服的研究。这一研究尽管赞同者有之,批评者有之,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它对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以及日本思想史、日本政治史、道教外传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第四时期为高潮期。1972年9月日中邦交恢复,日本学者的研究视野、兴趣和目的都有一系列的发展,道教研究进入高潮,其主要特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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